第九章 国家富强背后的进化论（第4/10页）

强权云者，强者之权利之义也。……天下无所谓权利，只有权力而已，权力即利也。……

强权与自由权，其本体必非二物也。其名虽相异，要之，其所主者在排除他力之妨碍，以得己之所欲，此则无毫厘之异者也。[30]

强者拥有权力，有了权力可以“排除他力之妨碍”，于是就有了权利和自由，“以得己之所欲”。梁启超的这一强权逻辑，到1902年撰写《新民说》，亦是如此：“权利何自生？曰生于强。……人人欲伸张己之权利而无所厌，天性然也。”[31]人的本性既然在于成为强者，不断伸张权利，得己所欲，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古代权利观念如此淡薄？梁启超认为是儒家的“仁”的思想所害。西方讲“义”，我不害人，也不许别人害我。中国讲“仁”，我利人，人亦利我。要保障自己的权利，只能盼望仁政。久而久之，强者风范消失，“遇仁焉者，则为之婴儿，遇不仁焉者，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民脑质中者固已久矣”。[32]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等级制的官僚帝国，但中国的等级制与欧洲不同，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通过科举和发财等个人努力可以上下流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制，各个阶级有各自的职责，各有其尊严所在，所以能够各安其位，各守其职。但在中国以官僚为中心的等级制中，平民阶级可以一夜鲤鱼跳龙门，稍微有点才气和野心的，都是很不安分的，因为唯有往上爬方有尊严，在底层永远是受屈辱的。中国人没有基于抽象的造物主、自然法或者法律的平等传统，因而也没有普世性的权利观念。在一个以官僚为中心的社会之中，唯有权力独大。有了权力，便可以操控别人，你所享受到的作为人上人的“权利”也就越多。事实上，这种人上人的“权利”与其说是权利，不如说是特权，官僚士大夫特有的权利。权利是平等的，不依赖是否有权力，而特权总是以一定的权力为前提。中国人只有以权力为基础的特权概念，而缺乏普遍平等的权利概念，即使到了晚清的梁启超，也无法区分权利与权力的差别，误将权力认作权利。而这两个发音完全相同的不同观念，至今在中国人大脑当中还是混沌一片，对平等的权利的维护，最后都搞成对人上人的特权乃至控制他人的权力的追求。

作为启蒙之子的梁启超，在晚清的影响胜过任何同辈，他的思想代表了一个时代、一种潮流。进化论传入中国之后，温良恭俭让的礼的秩序被彻底颠覆，在生存竞争的普遍态势之下，冲突、争夺成为了社会的主流。“循物竞天择之公例，则人与人不能不冲突，国与国不能不冲突。”[33]在民族主义的狂潮之下，晚清的竞争虽然主要指的是国与国的竞争，但竞争风气一旦形成，所改变的岂止是国际关系，国人的内部关系也随之改变。前者是外争，后者是内争，外争成功与否，取决于内争的格局。李书城在《湖北学生界》杂志中鼓吹“内争”，认为内争一是争权利，二是争势力，要想致力于外争，不得不早图内争。[34]竞争推动进步，竞争促进富强，竞争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位匿名作者这样写道：

权利之作用何也？曰竞争，曰强制。竞争者，富强之兆也。人之生也，莫不欲充其欲望；夫欲望无限，则其所欲望之物亦无涯矣。土壤有限，生物无穷，则其所欲望之物，亦不能无尽。因之互相欺侮，互相侵夺，而竞争之理，于是乎大开。惟其竞争也烈，则人之思想智识发达而不遏，譬如镜磨之正所以助其明也。[35]

这段话有三个值得注意的要点：第一，他们对人性的预设，不再是儒家的德性论传统，而是功利主义的欲望论，人生的欲望无限，而资源有限，因此竞争不可避免；第二，他们所理解的权利，如同梁启超一样，乃是一种竞争的强制力，也就是宰制他人的权力；第三，竞争大有功效，不仅能够实现富强，而且可以促进人的智性发达。这篇标题为《权利篇》的文章，刊载在日本留学生会馆创办的《自说》月刊，作者是谁，如今已无从考证，正因为其佚名，故颇能代表晚清年轻一代的激进心理。

三、浮士德精神与能者生存

同样为了国家富强而建构力的秩序，1895年之前与之后的重心是不同的。自强运动重视的是西方的船坚炮利，是器物为中心的富强，而到戊戌维新运动，富强之路从物转向了人，转向了国家富强所需要的国民的能力。正如史华慈所说的那样，严复发现西方之所以先进，中国之所以落后，“关键性的差别不是一个物质问题，而是一个能力问题。西方赞扬人在德、智、体诸方面的能力，它不支持消极的、隐退的态度，而支持奋发进取和表现能力的精神。西方发现了人类具有无限的能力，并且毫无畏惧地不断去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梦想不到的人类潜力。西方人头脑中所具有的关键性的价值词语是：力本论，有目的的行动、能力、绝对自信和发掘所有的能力”。史华慈将严复发现的这种西方精神称为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浮士德精神”，正是这一精神导致了西方的富强。而严复所赞赏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为“浮士德精神”提供了一个宇宙神话的证明，自由民主制度，不过是最终解放个人潜能的制度化环境。[36]

从物质之力到人之潜力，这的确是一个大转向。西方的富强，不仅是物质的强大，而且是精神的焕发。资本主义的发生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不仅需要制度，更需要一种精神。“浮士德精神”正是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一代的象征。与中世纪的基督教重视“救赎”、儒家传统看重“成德”不同，近代的“浮士德精神”在乎的是“成才”，是人的能力完美展现。深刻影响严复和近代中国其他思想家的斯宾塞，其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后的归宿点并非国家，而是人的个性，但他所说的个性乃以“能力”为中心，是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潜能，而这种潜能正是认识与改造世界、获得世俗意义上幸福与快乐的能力。斯宾塞坚定地相信，自由竞争能够创造出最优秀的个人，所谓最优秀指的是在生存竞争的环境下拥有最有效率、最能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其伦理原则用通俗的话描述，就是“赶快干活，否则完蛋”。[37]斯宾塞作为19世纪的英国思想家，集中体现了自由竞争时代资产阶级自信、竞争、进取、冒险、永不满足、生气勃勃的一面，正是这种“浮士德精神”深深打动了严复、梁启超等一代中国思想家。路易斯·哈茨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严复在欧洲思想之中发现了连欧洲人都未曾清晰意识到的富强的两个秘密：一个是“充分发挥人的全部能力”，另一个是“培育把能力导向为集体目标服务的公益精神”。[38]严复、梁启超们将“浮士德精神”与国家富强的民族主义目标结合起来，致力于重新打造建构民族国家所需要的国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