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染第二十三（第2/4页）

采访过欧洲主要国家首脑的麦考密克夫人曾就罗斯福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治国者的外貌作了比较。她发现后者为执掌政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紧张和焦虑在他们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艰难时世令他们面容憔悴，过早衰老；他们全神贯注于自己造成的令其精疲力竭、焦头烂额的时局，他们独处时显得疲惫而困惑。而罗斯福完全不同：总统职务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之少令人惊异，他在愉快而自信的神情背后保持着一份超然的宁静和安详。

“二战”期间，英国受德国空袭。有一次，丘吉尔曾视察了伦敦港船坞的一个出事现场，人们哭喊道：“好心的老温尼，我们想，你是会来看我们的。我们能够经受得住，给他们狠狠地回击。”丘吉尔失声痛哭。有一位老年妇女说：“你看，他真关心我们，他哭了。”

史怀哲说过：“除非人类能够将爱心延伸到所有的生物上，否则人类将永远无法找到和平。”他孤独而长久地坚持，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也为他的丛林医院赢得了外界广泛的关注支持。当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与维希政府军队在兰巴伦附近激战时，双方都很默契，不伤及史怀哲的医院。

“二战”期间，伍德鲁夫为了把可口可乐推销到军队中，到处演讲。他有一次这样说：“可口可乐是军需用品，这是大家都应该承认的事实。我们把可口可乐送到战士手中，是对在海外浴血奋战的子弟兵的诚挚关怀，是为战争的胜利贡献一份力量。我们所做的不是商业行为，而是在为战士们争取福利。”当他走下讲台时，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迎上去拥抱他，热泪盈眶地说：“你的构想太伟大了，你对前方战士的一片爱心会受到上帝支持的！”

1945年9月，蒙巴顿在新加坡接受了东南亚50万日军的投降，当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等日军将领要与蒙巴顿握手时，蒙巴顿连理都没理。蒙巴顿确实对日本人没有好感，他后来说过：“我一生中从来没见过如此令人厌恶、恶心和野蛮的脸！”

福克纳曾一直有一种恐惧，恐惧有一天不仅创作的狂喜会消失，连创作的欲望以及值得一写的内容都会消失。这种恐惧只有当他的目光被老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引导到自己的故乡上才戛然而止。他说：“我发现这块邮票大的故土值得一写，一辈子活得多长也写不完。”

一天晚上，尼赫鲁在其陈设简陋的新德里寓所内举行招待会，蒙巴顿和妻子应邀光临，印度全国为之惊愕不已。在出席宴会的各界来宾的惊奇目光注视下，这位英国人友好地挽着主人的手臂，在晚宴上踱来踱去，与诸位宾客随便交谈，亲切握手。蒙巴顿的行动产生了巨大反响。尼赫鲁对此感叹道：“感谢上帝，我们终于有位深明世故、有血有肉的副王，而不是身着军服、缺乏人之常情的人物。”

海明威曾认为，菲茨杰拉德的夫人泽尔达纵酒狂欢，还鼓励菲茨杰拉德酗酒，最终毁了他的写作天赋，不可原谅。最不可原谅的是，泽尔达不仅给老公戴绿帽子，还嘲讽老公“尺寸太小”，致使菲茨杰拉德没胆子跟任何其他女人睡觉。但菲茨杰拉德很情痴，他说：“我爱她，那是万事的起点，也是万事的终点。”

杜鲁门有种坏习惯，出言不雅，喜欢骂：“该死”、“混账”。他的夫人如果在场，会提示他，劝他“注意些”。有一次，杜鲁门骂一位民主党人是“一堆臭马粪”。这位民主党人的夫人找杜鲁门夫人评理，敦请总统夫人把总统的嘴涮干净些。没料到杜鲁门夫人听了也不气，反而笑眯眯地说：“您不知道，为了让他把话说得这么柔和，我花了多少工夫！”

麦克阿瑟的告别演说极为精彩，众议院发言人乔·马丁说：“当麦克阿瑟结束演讲时，众议院中民主党这一边没有一个人不是热泪盈眶……而在共和党那边，没有一张脸上是干的。”

赫鲁晓夫在1956年访问英国期间，发表了一篇讲话。他告诉听众说，他看到有几个人向他抗议，尤其是有人向他挥舞拳头。他边挥舞拳头边说：“一报还一报，我的回敬就是这样，我们彼此都明白。”听众笑了起来，但赫鲁晓夫转而平静地说：“我要提醒那个人这么一个事实，过去曾多次试图用这种方式跟我们讲话……希特勒向我们挥舞过紧捏的拳头。他现在躺在坟墓里了。难道我们不该变得文明理智些而不相互挥舞拳头，我看该是时候了。”

保罗·策兰每天从事翻译，但一直坚持用德文写作，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只有用母语一个人才能说出自己的真理。用外语诗人在撒谎。”

“地球村”的说法，并非麦克卢汉的原创，而是来自他的师友刘易斯。后者曾经写道：“地球成了一个大村落，电话线横跨东西南北，飞行又快又安全。”麦克卢汉把这句略显臃肿的话精简成“地球村”，从而使得这个词语风靡全世界。

学术之间的影响很有意思。在动力系统方面，庞加莱影响了阿达马，迪昂知道了阿达马的工作，波普尔又从迪昂那里知道阿达马。阿达马的思想长期没有出版，只是以未定稿的形式在朋友和同事之间流传，而波普尔给出的反对“科学决定论”的关键性论证，就源于阿达马的思想线索。波普尔还说：“历史决定论方法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

与一般艺术工作者不同的是，贡布里希一直对哲学感兴趣，特别是对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感兴趣。对自己的《艺术与错觉》和《秩序感》，贡布里希曾说：“如果本书中处处可以感觉到波普尔教授的影响，我将引以为荣。”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阿隆是反对“学生造反”的中心人物，也是法国“沉默的大多数”的发言人。但萨特的威望正隆，法国人向他征求对一切事情的看法，甚至他知之甚少的话题。学生中流行着一句话：“宁愿跟随萨特走错路，也不愿意顺从阿隆行正道。”

为了补足残缺不全的正式教育，马克斯杂乱无章地读书，并且非常钦慕作家。他把萧伯纳的评论“格劳乔·马克斯是当世最伟大的演员”，当做对他的终身论定。有一个时期他同T.S.艾略特保持联系。60年代，他被邀在这位诗人的纪念会上讲话，他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他那胡言乱语：“非常明显，艾略特先生是我的狂热崇拜者——我并不因此而责备他。”

1970年，贝利来到内战纷飞的尼日利亚，在首都拉各斯踢了一场表演赛，为此，政府军和反对派军队达成协议，停火48小时，因为他们都要看贝利踢球！1970年世界杯后，英国《星期日时报》又用大标题的形式赋予了这个名字另一种写法：“贝利如何拼写？G—O—D（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