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中国生活（第3/5页）

也许，中国人对希特勒着迷的最奇怪的一点，乃是他们同时对犹太人非常尊重。在中国人之外，犹太人乃是最好的人——他们乃是极富才智的民族，人们可以从爱因斯坦与马克思的例子中看出。在西安，我曾与一个以色列人一起学习，而教师们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被他相当地唬了一把。每个人都对他的才智赞叹不已，尽管他事实上不那么聪明，而中文学得尤其烂。但他是犹太人，而所有的犹太人都很聪明；每个人都知道那点，是以他们对他这个特例的真相视而不见。这情形，就跟我的蓝眼睛一样。

这类的观点乃是标准化的，完全可预见，而我在中国住得越久，就越能意识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是外面人常说的那么复杂。外国人总是谈着，去认识中国何等困难，这经常是不错的，但也有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观点惊人的一致，很容易预测。有一些按键你可以去揿——希特勒，犹太人，日本人，鸦片战争，西藏，台湾——而90%的回答你都可以精确预测到，包括人们会使用的词汇。这很自然，考虑到中国的状况：几乎所有人都属同一种族，这国家孤立了几百年，而现在的教育体系严格的标准化，受到政治控制。

是以很自然的，这情形导致了一些特别奇怪的概念，比如对希特勒的仰慕，或者，对泰国变装者的着迷。这是我在夏天里发现的另一样事儿：你随机问一个中国人关于泰国，几乎所有人都会说一样的事，泰国人因为其人妖而出名。

发现这些普遍的观念很有趣，而有时你可以利用它们。在那个夏天，我妹妹安吉拉与她的斯坦福同事托德厌倦了跟他们的翻译一起吃饭，是以我给了他们一系列话题去娱乐一下生活。托德是犹太人，我告诉他这可是张王牌，不当被浪费。在我离开后，他在单调无趣的饭局上宣布了他的民族背景。

“你是犹太人？”翻译张大了眼问。

“是的。”

“你肯定很聪明！”

在那之后，他对托德有了新的尊重。这和第二组和平队的一个教师情形是一样的；当人们发现她是犹太人，一切都变了。她的一个中国朋友向她道歉，因为在身份揭示前，没有给予她所应得的正确的尊重。

夏天里的有一次，我在乘火车时学习中文课本，让其他旅客很钦佩。身为一个外国人，让中国人钦佩很容易——即便中文学得再可怜，人们也会尊重你。但在那次，有一个女人对我尤其有兴趣。

“你是个中国通，”她说。“我看到你学得很勤奋。”

“不是的，”我说。“如果我学习勤奋的话，我的中文会更好。”

她盯着我，很显然她努力在想着什么。“你是犹太人吗？”她最后问。

“不，”我说，而她脸上的表情让我想道歉。但我遏制了这冲动，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转身离开时，我能感觉到她的失望，但没办法：我只是又一个外国人，而根本不是个犹太人。

在涪陵的第二年，一切都是新的。我有了新学生——去年所有的高年级学生都毕业了，多数在乡下教书。我自己的中文家教也跟新的一样；他们现在是真的人了，而我们可以很自在地讨论任何话题。城市好似也不像去年那般嘈杂肮脏了，而人们也变得友善。当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的话有了其意义。唯一没有变化的是我的工作；我还是在教文学，但现在容易多了，因为有了去年的笔记。我把大部分的空闲时间花在城里，四处游荡，跟人们聊天。

我有了一个例行日程，一周的每一天去干什么，每天的每个时分又该干什么。有些上午，我跑去南天门，坐在公园里，看着城市苏醒过来。周二的下午，我和摄影师聊天，然后跑去望州公园。周一的晚上，我走在忙碌的中山路上。在礼拜天，我会去教堂，在那之后，我坐下来，和李神父聊天，他会给我喝点味道糟糕的咖啡。我本也不喜欢什么好咖啡，但喝下神甫的咖啡，还是出于敬意，就像他给我斟上咖啡而不是茶，也是出于对外国人的敬意。

在跟李神父谈话后，我会逛到老城区，看江边的铁匠工作。然后我会走到城市中央的茶室，因为在周日，一群中老年人会带他们的鸟儿出来，把鸟笼挂在架子上。他们总是很高兴看到我，尤其是张小龙，他乃是全涪陵最幸运的人。十年前，他在一次车祸中受了伤，跛了条腿。这次受伤却很妙，因为他被正式列为伤残人士，永远也不会被海陵工厂炒掉了。那是一家国有企业，正在改革减员，但这不会影响到张小龙，他的工作乃是彻底完全了。从一次车祸得到这样的好运已经是福星高照了，而张小龙再次出击，当他老婆生小孩的时候——不是一个女儿，也不是一个儿子，而是一对双胞胎儿子。轻微残了点，却获得了证书，又得到一对儿子——实在太美妙了；在现实生活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人们只会在故事里写到这么好运的人。

每个周日，张小龙骄傲地拖着他的瘸腿来到茶室，带着他的鸟笼，坐在阳光下喝茶。他是全涪陵最幸福的男人，也是最好运的，而我喜欢跟他聊天——不是因为他特别有趣，仅仅因为他总是快乐着。而他让我想到了我在涪陵也不乏魅力。无论我走到哪儿，人们都知道我是谁，而我可以跟随我的例行日程走，保证常见到的人都喜欢看到我。那儿还是有不少年轻人，嘲弄着大叫“哈喽喽喽喽喽！”，当我走在街上时，但那已不如去年麻烦了，无论如何，多数人的友善淹没了这一点点的骚扰。这是同样的一个矛盾谜题，我在夏天时发现的——中国人可以让外国人感觉很难相处，但同时他们也可以非常耐心，大方，而对你所来的地方无比好奇。我感觉到，我花了一年时间来应对身为一个外国人的艰难之处，而现在，我享受着所有的好处。

在许多方面，这城市为我转了个圈，不过当然我才是那个真正改变的人。我是一个新人了，何伟，或者，根据四川人的发音，霍伟。那是我在和平队培训时所给的，它在中国很普遍：给予的名字，伟，意味着伟大，跟美国的约翰差不多普遍。那个姓，也很常见；无论我到四川那儿，都有许多的何，而当我自我介绍时，他们总是说我们是家们儿，一家人。在学校里甚至有另一个何伟，他在体育系教课。

这里跟大多数国家不同，那儿你能用自己的真名，或者相接近的名字，跟你所来自的地方有一个清晰的联系。我的中文名字和我的美国名字没有任何关联，而成为何伟的那个人与我的那个美国自我也没有真实的联系。这就带出了极大的自由空间——在二十八岁时，我突然有了一个崭新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