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3/6页）

潘克赫斯特太太缓步走到桌子上的小讲台旁。

夏洛特将她的面容清晰地看在眼里。她便是人们称之为俊美的那种女人，瞳仁乌黑，眼窝深陷，嘴唇宽阔平直，下巴线条坚毅。若不是鼻子生得扁平多肉，她可谓是个美人。她那枯瘦的脸庞和双手，以及发黄的皮肤记录了她多次被捕与绝食抗议的经历。她看上去虚弱、干瘦，站都站不稳。

她举起双手，欢呼声和掌声几乎是戛然而止。

她开始讲话，声音清晰有力，但并不给人以声嘶力竭的感受。夏洛特惊讶地发现她讲话带有兰开夏郡口音。

她讲道：“1894年我被选入曼彻斯特贫民救济委员会任职，掌管一间劳动救济所。我第一次走进那个地方时大为震惊，因为我看到许多七八岁的小女孩跪在长长的走廊地上，擦洗冰凉的石头地板。不论严冬还是酷暑，那些小女孩都只能穿着单薄的低领短袖棉布连衣裙。夜里睡觉时她们根本没衣服可穿，因为穿睡衣就寝对于穷人来说太过奢侈了。她们之间常年不断地有人患上支气管炎，但这种情况并没有促使委员会考虑修改衣服的样式。不必说，直到我任职以前，那里的所有委员都是男性。

“我在劳动救济所里还见到怀孕的妇女在劳作、擦洗地板，干的是最辛苦的活计，直到接近临盆时才能停下。她们当中许多都是未婚女子，非常、非常年轻，甚至还是小女孩。生产之后，这些可怜的母亲只允许在医院里住上短短的两个星期，然后就必须做出抉择——要么留在劳动救济所，靠擦洗地板和做其他粗活来糊口，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将与自己的孩子分离；要么离开劳动救济所。她们可以留下领救济，也可以离开——怀里抱着出生刚刚两个星期的婴儿，没有希望，没有家，没有钱，没有地方可去。那些女孩会有怎样的下场，她们不幸的婴儿又会有怎样的下场呢？”

她们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些敏感的问题，夏洛特听得目瞪口呆。未婚母亲……甚至还是小女孩……没有家、没有钱……还有，劳动救济所为什么要让她们母子分离呢？这是真的吗？

下面还有更骇人听闻的事情。

潘克赫斯特太太的话音略有升高：“依照现行法律，如果一个男人糟蹋了一个女孩子，他只消一次性支付二十英镑就可以了事，寄养家庭不必接受检查。只要代养者[3]每次只接收一名婴儿，二十英镑一付，检查员就不能到寄养院去检查。”

代养者……糟蹋女孩子的男人……这些字句在夏洛特听来十分陌生，却又不言自明得让人心生畏惧。

“当然了，这些婴儿往往会以令人发指的速度夭折，而代养者则重获自由，可以去领取下一个牺牲品了。多年以来，妇女一直致力于修改《济贫法》，保护私生子，设法阻止那些有钱的流氓逃避抚养孩子的责任。她们一次又一次地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讲到这里，她的声音变成了充满激情的呐喊，“——因为关心这些事的人只有女人!”

听众爆发出一阵掌声，夏洛特身旁的一位妇女高喊：“说得对!说得对!”

夏洛特转向那个女人，抓住她的手臂。“这是真的吗？”她问，“这是真的吗？”

但潘克赫斯特太太又说话了：“我希望自己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把我在贫民救济委员会任职期间看到的人间悲剧全都讲给你们听。在委员会的院外救济部门，我曾经与一些寡妇有过接触，这些妇女竭力想要保全自己的住所和家庭。法律向这些妇女提供的救济只是杯水车薪，而且救济刨除了寡妇本人和她的子女中的一名，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劳动救济所劳作。即使一名妇女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按照这个法案，她仍会被视为与健全男子无异的劳动力。人人都说，女人应该待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我过去常常对男同事们说这样一句话，把他们惊得目瞪口呆——‘等妇女获得投票权以后，她们一定会确保母亲们确实能够待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

“1899年，我被分配到曼彻斯特的生死登记办事处任职。即便我已经有了在贫民救济委员会任职的经历，我还是一次又一次感到震惊，世人对妇女和儿童的权利竟然如此地不尊重。我曾见过十三岁的小女孩到我办公室来为自己生下的婴儿登记——当然是私生子。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束手无策。因为法定承诺年龄[4]是十六岁，而男人通常会声称，他以为那个女孩已经年满十六岁。我任职期间，一名非常年轻的母亲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她遗弃了婴儿，结果孩子死了。那女孩被指控谋杀而受审，被判处死刑。从公正的角度来看，那个男人才是谋杀婴儿的真正凶手，可他却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那段日子里，我经常问自己，应该怎么办？我加入了工党，满以为工党委员会能够采取一些重要的措施，让政客们不再置若罔闻，能够提出关于妇女权利的要求。可是什么事也没发生。

“这些年里，我的几个女儿渐渐长大成人。一天，克里斯塔贝尔说的话使我吃了一惊：‘长久以来，你们都在为争取妇女投票权做出尝试。对我而言，我决心得到这个权利。’从那以后，我有了两句座右铭。一句是‘给妇女投票权’，另一句是‘对我而言，我决心得到它’。”

有人大声喊道：“我也是!”接着人群又爆发出一阵欢呼与掌声。夏洛特四顾茫然，她感到自己仿佛是童话中的爱丽丝，走进了魔镜，发现自己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一切事物都与本来的面目全然不同。当她在报纸上读到关于妇女参政论者的报道时，那里面从没有提到过《济贫法》，或是十三岁的母亲，或劳动救济所里那些患上支气管炎的小女孩。若不是她亲眼看到了安妮，她本不会相信这种事：一名来自诺福克郡的心地善良的普通女佣，在被男人“糟蹋”以后，只能在伦敦的人行道上露宿。既然有这样丑恶的事情不断发生，那妇女参政论者打破几扇窗户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在点燃战斗的火炬之前，我们已经努力了许多年。我们已经试遍了其他一切办法，多年的努力、磨难与牺牲教会了我们，政府是不会向公正低头的，但它会屈服于利益。我们必须把英国人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搅得不再可靠、不再安全；我们必须使英国法律失效，把法院变成滑稽剧的剧场；我们必须使英国政府在全世界名誉扫地；我们必须搅乱英国的体育事业，破坏商业贸易，毁坏珍贵的财物，抹黑上流社会，羞辱教会，掀翻那一套有条不紊的生活秩序!只要英国人民尚能够容忍，我们就要将这种游击战争进行到底。直至他们告诉政府：‘让她们住手吧，只有允许英国妇女参议国事，她们才会住手。’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熄灭战斗的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