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白色大陆 Part 06 The White Continent（第2/14页）

萨拉留着一头浓密的直发，穿着昂贵的衣服，也总是喜欢跟我叨叨哪件衣服多少钱，是什么品牌。只要我说哪个品牌，以前没听说过，她就会轻轻地哼那么一声。她最好的朋友玛拉住在楼下，话特别多，嘴巴总是停不下来。我想，她算是挺有趣的一个人吧，但她情绪总是不好，所以脸上到处冒痘，还抽烟，还遭了留校察看处分。她爸爸是洛杉矶的电视导演，所以她经常滔滔不绝地讲自己在洛杉矶有多少朋友，他们的爸妈都是哪些名人。她在那儿喋喋不休地说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有多酷，大家都围过来听，一脸崇拜的样子。我心里就想，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本来就很酷啊，不用玛拉来告诉我。我是说盖乐街虽然总是飘着股三文鱼的味道，至少那儿的人都是正常的啊。

然后，有一天我去开邮箱，就看到那个信封了。没有寄件人地址，都是大写字母，笔迹很陌生，不是妈妈写的，也不是爸爸写的。里面也没有说是谁寄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跟妈妈有关的文件。这下一切都感觉好多了，因为我开始写我的书了。

不过，有一天下了课，我一回到宿舍，就感觉出了什么事。我们的宿舍楼叫“家园”，是校园正中间的一所旧旧的小房子。楼前有块牌子写着：乔治·华盛顿曾经在这里住过一晚。哦，忘了说了，萨拉身上有股奇怪的味道，有点像小婴儿用的那种爽身粉，但是那种让你不仅不爽反而想吐的爽身粉味道。肯定不可能有哪种香水是这个味道吧，我也从来没见过她用什么爽身粉。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味道。好了不重要。我打开楼门，听到楼上传来急匆匆的跑步声，就跑上了楼，然而我们房间空无一人，但是能听到萨拉在卫生间发出的声音。我坐在自己的桌前，打开电脑，然后，我就闻到了那股味道。恶心的爽身粉味道，飘浮在我桌子周围的空气中。真的很奇怪，因为萨拉之前大张旗鼓又郑重其事地把房间分成了两半，并且严格规定了我们互相不能越过那条隐形的界线。就在那时，她从我身后冲到门边，冲下了楼，门“砰”的一声，萨拉就已经走到外面的街角，等着过榆树街了。

“萨拉。”我站在窗口喊她。

她停下脚步，抬头看我。

“你去哪儿？没事儿吧？”我担心是不是她爸爸的哪栋楼出了问题。

她一副没听见我说什么的样子，径直往基督街走。这非常奇怪，因为我知道她要上壁球课，不在那边上啊？她也没有转身去希尔楼或者图书馆。图书馆那边只有一栋楼了，就是阿奇博尔德，那是主任们的办公楼。我去上了舞蹈课，再回宿舍的时候，还是想跟萨拉聊聊。结果她根本看都不看我一眼。那天晚上她在楼下玛拉的房间里过的夜。

几天以后，语文课上到一半，莱恩老师叫我立刻去杰赛普先生的办公室报到。萨拉和我一起上的语文课，我当时本能地朝她看。她马上就低下了头。我立刻就知道了，是这个身上有着奇怪味道，总是穿着瑜伽裤，戴着巨大钻石耳环的纽约女生出卖了我。

爸爸已经在杰赛普先生的办公室了。他跟我说，我最好从乔特退学。看着杰赛普先生和爸爸你一句我一句的交谈真是好玩。每句话的开头都是“因为我特别关心比伊”或者“因为比伊是个特别优秀的姑娘”或者“为了比伊好”。他们商量好，我从乔特退学，学分继续有效，这样我明年可以进湖岸中学。（哦，那我应该是被湖岸中学录取了吧？谁知道呢？）

到了走廊上，只剩下我和爸爸，以及作家约翰·西蒙的铜胸像了。爸爸说要看我的书，这可没门儿。我倒是给他看了看装文件的信封。他问：“这是从哪儿来的？”“妈妈。”我说。但信封上的字不是妈妈写的，他认得出来。“她干吗寄这个给你？”他问。“因为她想让我知道。”“知道什么？”“真相。反正你肯定不会告诉我。”爸爸叹了口气，说：“唯一的真相，就是现在你看了你在这个年龄还不可能懂的东西。”

从那个时刻开始，我就下定决心：我讨厌他。

一大清早，我们就从圣地亚哥坐包机，飞到了阿根廷的乌斯怀亚。这小小的城里，房子墙上都刷着石膏，我们坐着大巴穿梭在街上。民房的屋顶是西班牙风格的，院子里都是泥巴地，还有生锈的秋千。到了码头，有人招呼我们走进什么棚子，被整整一面墙的玻璃分隔开来。这里是出入境，所以肯定要排队啊。很快玻璃墙的另一边就挤满了一群老人，精心地穿了旅游的衣服，背着背包，上面系着蓝白色的丝带。这群人是刚刚下船的，就是我们要坐的那艘船，这些老爷爷老奶奶就像从未来旅行归来后的我们。他们隔着玻璃朝我们竖起大拇指，看口形是在说：你们会喜欢的，根本想不到有多棒，能来这一趟真是幸运！然后我们这边的人就都开始骚动起来，都在说：啊，巴兹·奥尔德林、巴兹·奥尔德林、巴兹·奥尔德林。那边有个看着有点儿好斗的小个子男人，穿着短款飞行员皮夹克，上面贴满了NASA的标志，胳膊肘弯着，好像很想打架的样子。他脸上的笑容很诚恳，一直坚定地站在玻璃那边，我们团的人就站在他旁边不停地拍照。爸爸也给我和他拍了一张合影。我要跟肯尼迪说，这是我去看坐牢的巴兹·奥尔德林时拍的。

从乔特退学以后回到西雅图，是个星期五，我就直接去了青年团，刚好碰到他们在玩一个叫《饥饿的小鸟》的愚蠢的游戏。大家分成两组，鸟妈妈要用红甘草糖当吸管，从碗里吸起爆米花，然后送到小鸟们那儿去，喂它们吃。我的天哪，肯尼迪竟然在玩儿这么幼稚的游戏。我就一直站在旁边看，直到他们看见了我，突然就安静下来。肯尼迪甚至没走过来迎接我，倒是卢克和梅给了我大大的基督式拥抱。

“你妈妈的事，我们很遗憾。”卢克说。

“我妈妈没事。”我说。

沉默的空气更僵硬了，然后大家都看着肯尼迪，因为她是我的朋友。但我看得出来，她也害怕我。

“我们把游戏做完好啦，”她看着地板说，“我们队领先呢，十比七。”

护照上盖好了戳，我们就出了棚子。一个女的叫我们顺着白线去找船长，他会迎接我们上船。一听到“船长”这个词，我就撒腿向由一片片木板拼成的码头上迅速跑起来，我明白，不是我的腿在跑，是心里那股兴奋劲儿推着我呢。下了几级台阶以后，就看到了他，穿着海军制服，戴着一顶白色帽子。

“您是奥尔多夫船长吗？”我说，“我是比伊·布朗奇。”他笑了，明显不太明白我在说什么。我喘了口气，说：“伯纳黛特·福克斯是我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