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Useless Violence 无用的暴力（第2/6页）

有些时候，要被遣送的囚犯能从经验中学到些东西：他们已经目睹了之前离开的人们，并从这些人的代价中认识到自己必须尽其所能准备好这些生活中的必需品，并且不违背德国人强加的限制条件。典型的事例是从荷兰威斯特伯克（Westerbork）集中营出发的列车。这是一个容纳上万名犹太囚犯的大型集中营，而柏林希望当地指挥官能够每周发出一列火车，押送大约1000名囚犯。威斯特伯克集中营共发出了93列列车，开往奥斯维辛、索比堡（Sobibor）和其他小型集中营。幸存者大约500人，而他们中没有人乘坐第一列列车。乘坐第一列火车的囚犯们盲目地启程了，他们毫无理由地希望德国当局会在三四天的旅程中满足他们那些最基本的需要。结果，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押运途中遇难，也不知道这样可怕的旅程如何周而复始，因为没有人能回来讲述它的可怕。但是，几周后，在威斯特伯克集中营医务室工作的一个眼光敏锐的小职员发现，来往于威斯特伯克和终点集中营的闷罐列车总是相同那几列列车。因此，被送走的囚犯可以通过空车返回的车厢隐藏一些信件，从而传递消息，从那时起，人们至少有可能为乘车离开的囚犯提供一些食物和水，还有一个桶用于排泄。

1944年2月我被押送上第一列离开福索里（Fossoli）集中营的列车。（之前，其他人已经从罗马和米兰出发，但我们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在出发前，党卫军从意大利警察手中接管了我们，并含糊其辞地介绍了这趟旅程；他们只让我们知道路程很长，并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提出有趣而讽刺的建议（“带上金子和珠宝，还有首先是羊毛衣物和裘皮，因为你们将在非常冷的环境里工作。”）集中营的头子，他本身也是一个被流放者，明智地要求食物的合理供应，并获得了批准。但他没有提到水——水又不值什么钱，不是吗？德国人没有分发任何物品，但他们是优秀的组织者……他也没有想到为每个车厢准备一个容器作为厕所，而事后证明，与干渴与寒冷相比，这个疏忽给我们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在我的车厢里，有几位老人，有男有女，都来自威尼斯犹太养老院。对于每个人来说，当众排便都是一种巨大的痛苦，而对于他们尤其如此，甚至是不可能的——这是文明并未为我们准备的创伤，在人类尊严上的深深伤口，一种下流而不祥的挑衅，同时也是蓄意而不必要的凶残的体现。我们有着出人意料的好运（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我难以使用这样的字眼），在我们的车厢中，有两个年轻母亲带着她们几个月大的孩子，而其中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尿盆——只有一个，供50个人使用。出发两天后，我们在木头地板的夹缝里找到一些钉子，我们在角落钉了两个钉子，挂上绳子，披上一块毯子作为屏风。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象征：我们还不是禽兽，只要我们尝试抵抗，我们就不会变成禽兽。

缺乏这种最基本的设施，在其他车厢又发生了什么是难以想象的。这趟列车在旷野中停过两三次车。德国人打开车厢大门，允许我们下车，但不许我们离开铁轨或自由行动。有一次，大门打开了，列车却停在了一个车站。看到男人和女人们，蹲在他们能蹲的任何地方，在站台上，甚至在铁轨中间，押送我们的德军们毫不掩饰他们的兴味。而德国旅客公开表达他们的厌恶：像这样的人活该遭受噩运，只要看看他们干了什么。这些不是“Menschen”，不是人类，而是牲口——这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清楚。

实际上，这只是序幕。而接下来的日子，集中营里的日常节奏对于文明与道德的冲击，至少从一开始便构成了全部痛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短暂而必要的时间里，适应那巨大的公共厕所是一件相当困难而令人痛苦的事情。等着上厕所的人们，就站在你面前，不耐烦地，时时催促你，甚至恃强凌弱，每10秒就问一句：“Hast du gemacht?”（你还没完吗？）尽管如此，在几周之内，那种不适开始减弱，直至消失；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习以为常（并不是所有人），这只是宽厚的说法，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人被一步步转变成禽畜。我不相信在纳粹各级党政机关里，在文件档案里，在任何“劳动会议”上，会如此详细地计划或规划这种转变。这是纳粹体制所形成的必然结果——一个灭绝人性的政体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扩展和延伸其非人的罪恶，特别是向下；除非遭遇抵抗或格外坚定的性格，否则它同样会腐蚀它的受害者和对手。这种扭曲文明和道德所代表的毫无意义的暴力在各个集中营里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比尔克瑙集中营的女犯们告诉我，得到一个珍贵的搪瓷大碗后，她们如何将它一物三用：盛汤的碗；夜间的尿盆（夜间禁止上厕所）；洗脸盆（如果水槽里有水的话）。在各个集中营，犯人每天的食物中有一升汤；而在我们的集中营，由于我们工作的化工厂的许可，我们每个人可以分得两升汤。所以，我们不得不排出大量的水。这迫使我们频繁地请求上厕所，或在工地的角落解决问题。有些囚犯无法控制自己，由于虚弱的膀胱、恐惧、神经官能症，他们无法克制小便的紧迫需要，常常把自己尿湿，并为此遭受惩罚和嘲笑。一个年纪同我差不多的意大利人，睡在三层铺的最上层。有天晚上，他又尿湿了床铺，殃及了睡在第二层的囚犯。睡在下层的囚犯立刻把这件事报告给管理营房的“卡波”。“卡波”突击检查了那个意大利人。但是他面对各种证据，矢口否认对他的指控。“卡波”命令他当场小便，以证明他的清白；他自然无法成功，结果挨了一顿痛打。但是“卡波”拒绝了他合理的要求，没有让他换到更下层的床铺。这是一种行政行为，会为营房的书记员带来太多的麻烦。

与排便的强制政策类似的是裸体的强制政策。人们必须赤身裸体地进入集中营，事实上比裸体更进一步，不仅要剥光身上所有的衣服鞋袜（被德军没收），还要剃光头发和其他毛发。毫无疑问，在参军之后，人们或许也要经历同样的程序，但在集中营里，每周都要彻底剃光全身的毛发，而公共的、集体性的裸体是一种周期性的活动，典型并充满意义。这种暴力也具有一些必要的原因（显然，人们必须脱光衣服才能淋浴或进行医学检查），但讨厌的是它毫无意义的重复。在集中营的一天里充满了无数次被剥光衣服的经历——检查虱子、检查人们的衣服、检查疥疮，还有晨洗。同样，还有周期性的筛选，这是一种“授权的”检查，以决定哪些人还适合工作，而哪些人，恰恰相反，应该被一笔勾销。光着身子和脚板的男人，感到全身的神经和筋腱都紧张起来——他只能无助地祈祷。衣服，哪怕发下来的脏衣服，他们原始的木底鞋，都是纤薄脆弱却必不可少的遮羞之物。任何缺少这些遮羞物的人不再把自己视为人类，而仿佛是一只蠕虫——裸体、缓慢、卑贱地爬行在地面上。他自知随时都会被整个体制压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