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The Intellectual in Auschwitz 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第4/6页）

在当时当地，它们有着巨大的价值。它们让我有可能重建与过去的联系，从遗忘中拯救我的过去，并强化自我认识。它们让我相信，我的头脑，尽管被必要的日常事务所篡取，却并没有停止思考。它们提高我和我的对话者的眼界。它们让我的灵魂得以喘息，虽短暂却使我不至于陷入麻木，事实上，使我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并与众不同：总之，让我找到了自我。只要读过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的《华氏451度》（Fahrenheit 451），都会知道被迫生活在一个没有书的世界将是多么可怕，以及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对书的记忆是多么宝贵。对我而言，集中营也是如此。在“尤利西斯”前后的那段时间，我记得我总是缠着我的伙伴们，让他们帮助我找寻过去世界的碎片，但从他们那里所获不多，反而从他们的眼里看到了恼火和怀疑——这个家伙干吗一直要找他的莱奥帕尔迪（Leopardi）和阿伏伽德罗常数（Avogadro’s number）？他是不是饿疯了？

我也不应该忽视我作为一个化学家从专业中所获得的帮助。从实用的角度来说，这很可能至少在几次筛选中让我免于走进毒气室的命运。根据我后来读到的这方面的资料，尤其是J. 鲍肯（J. Borkin）所写的《法本公司的罪与罚》（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IG Farben），尽管莫诺维茨集中营处于奥斯维辛的管辖之下，但实际上属法本化工集团所有。也就是说，它是一家私营集中营。而德国工业家们，比纳粹指挥官们的目光要稍微远一些，意识到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员（在我通过相应的考试后）并不易于找到替换者。但我所说的不是获得特权，或在法本公司的庇护下得到显然的好处，不用体力劳动，没有打人的“卡波”，我所说的是另一种不同的好处。我相信我能够反驳，“以个人的经历”，埃默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将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排除出知识分子的队伍。而根据他的定义，知识分子只能来自于文学和哲学领域。那么自称“不善文字”的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是否也不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呢？

进入集中营的时候，我不仅带来了从研究中获得的大量实际概念，还有一份难以定义却有着更广泛用途的科学遗产，那就是从化学及其衍生范围内所获得的思维习惯。如果我采取某种特定的行为，那么我手中的物质，或者我的对话者会产生怎样的反应？它（他或她）为什么会表现出（或中断、或改变）某种特定的行为？我能不能预测一分钟后（或明天，或一个月以后）发生的事情呢？如果可以，那么哪些现象是重要的，哪些现象又可以忽略呢？我能不能预知下一个拳头会来自哪个方向？怎么去招架或躲避？

但更重要而且更具体的是，由于我的专业，我形成了一种习惯。它可以多方面判断和定义为人性或非人性的习惯，那就是在面对命运让我相逢的人的时候，我从不保持冷漠。他们是人类，也是“样本”，装在密封信封里，需要被定性、分析、称重的标本。那么，奥斯维辛这本打开在我面前的“标本集”是丰富多彩而新奇的，其中既有朋友，中立者，也有敌人，随时随地有满足我好奇心的食粮。而一些人，在当时，在后来，认为这种好奇心是应该被摒弃的。这些食粮必然构成了我生存的一部分，并在后来为我的思考和著书提供了素材。正如我所说，我不知道集中营的经历是否让我成为了一名知识分子，也许在压力稍有宽容慈悲之时，我在瞬间完成了这一转变。即使我在后来成为一名知识分子，集中营的经历也必然提供了帮助。我知道这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并不仅仅（甚至必然）来自于化学，但在我的经历中，它的确由化学中产生。在另一方面，这似乎并不是一种愤世嫉俗的说法——对我，对莉蒂娅·罗尔菲，对其他许多“幸运”的幸存者，集中营就是一所大学。它教会我们去观察和衡量身边的人。

从这方面来说，我的伙伴和辩论对手埃默里拥有与我不同的世界观，而且我们的世界观互为补充。从他的文章中流露出不同的兴趣：这兴趣属于在感染了整个欧洲，并威胁了（仍威胁着）世界的“瘟疫”中，走上战场的政治斗士；属于奥斯维辛中缺少的灵修哲人；属于被剥夺国籍和公民身份而被流放的学者。事实上，他的目光总是在高处，很少流连于集中营那粗鄙的囚犯，或者其中的典型形象，那些垂死的“穆斯林”，那些精疲力竭的人，因为他们的智力早已枯竭或趋于枯竭。

所以，文化是有用的，哪怕只局限于一些小事上，哪怕只是昙花一现。它能提高某个时刻的质量，建立与同伴稍纵即逝的情感交流，保持心灵的活跃和健康。然而，在自我引导和理解现状中，文化是毫无用处的。在这方面，作为外国人的我和说德语的埃默里意见一致。在禁止逻辑、艺术和诗歌的地方，逻辑、艺术和诗歌就无法帮助你理解这个地方的生存法则。在“地狱中”无聊与恐怖交织的日常生活中，忘掉它们则是有益的，就像忘掉家和家人一样。但我说的不是绝对的遗忘，对于这些事，对于所有人，没有人能够做到完全遗忘。我所说的，是把这些记忆转移到记忆的“阁楼”上，就像把日常生活中用不到的零头碎脑都放在阁楼上一样。

在这件事上，未受教育者要比知识分子表现出更有利的倾向。他们更快地适应“不要试图理解”，这是人们在集中营里不得不学会的第一智慧格言；身处集中营，而试图理解集中营，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即使对于来自其他集中营的许多囚犯，即使是埃默里这样的人，了解历史、逻辑和道德，而且经受过折磨和监禁。这是对精力的浪费，还不如把力气用在与饥饿和疲劳的周旋上。逻辑和道德让人们难以接受违背逻辑和道德的现实；他们拒绝接受现实。知识分子迅速陷入绝望几乎形成一种规律。但人类性格表现出数不清的多样性，而我目睹并描述了掌握优雅文化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人，抛掉所有这些负担，让自己归于简单化和原始化，并最终得以幸存。

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习惯于不向自己提问，超越了自问“为什么”所带来的徒劳烦恼；此外，他经常具有一技之长或体力劳动的能力，帮助他易于融入集中营的生活。我们难以给出一个完整的清单，因为每个集中营，甚至每个时期所需要的技能都是不同的。举一个有趣的例子：1944年12月的奥斯维辛，俄国人已经打到了大门口，每天都有空袭，冰胀裂了水管，而纳粹这时却组建了一个“Buchhalter-Kommando”，一个会计小队。而我在《活在奥斯维辛》第三章提到的斯坦罗夫（Steinlauf）被要求加入这个小队，尽管这不足以让他免于一死。显然，这是在第三帝国濒临崩溃之际的愚蠢行为中的一个极端案例，而我们可以理解，在一般情况下，裁缝、鞋匠、机械师和泥瓦匠都能找到一个好的职位；事实上，他们的人数如此稀少，在莫诺维茨甚至成立了一个泥瓦匠培训学校（当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专门招收18岁以下的囚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