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The Intellectual in Auschwitz 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第3/6页）

埃默里－梅耶确认，他也遭受了我在第四章中所描述的语言上的巨大痛苦，但他的语言是德语。他所遭受的痛苦与我们不同。我们听不懂德语，回归到一种又聋又哑的状态：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大于肉体痛苦。而他所遭受的痛苦正因为他的语言是德语，因为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并热爱他的语言，就像雕塑家目睹自己的雕塑被污染或损害一样感到痛苦。所以，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所遭受的痛苦不同于未受过教育的外国人：对于后者，听不懂集中营里的德语这一事实威胁到他们的生命；而对于前者，这是他能听懂的一种原始的黑话，但在他试图说出这种语言时，他的口舌仿佛受到炙烤。后者是被流放者，而前者是自己祖国的陌生人。

关于狱友之间的拳脚冲突，在他的另一篇文章里，埃默里描述了一段重要的往事，他的语气不无兴致，而且在回想中颇感自豪。这应该包括在他那“以牙还牙”的道德观中。

一名普通罪犯，是个身材魁梧的波兰人，因为一件小事打了爱默里的脸；而他并非因为动物般的本能，而是出于对集中营这个错乱世界的合理反抗，竭尽全力进行还击。“我的自尊”，他说，“完全在击中他下巴的那一记拳头中；但最后，身体过于弱小的我，屈服在无情的打击下。但这并不重要。尽管浑身累累伤痕，但我对自己很满意。”在此，我必须承认我如此的低劣：我从来不知道如何“以牙还牙”，既非出于福音传道般的圣洁，也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高贵，而是由于内在固有的软弱无能。也许因为缺乏严肃的政治教育，事实上，并没有哪个政治程序不允许反抗——哪怕最温和的、最排斥暴力的政治纲领，也不会禁止任何形式的积极抵抗。也许是缺乏身体上的勇气。当面对疾病和危险时，我从来不缺乏这样的勇气，但在面对一个人类的侵扰和挑衅时，我就失去了所有的勇气。自我记事以来，就从来没有“拳来拳往”的经历。但我并不后悔缺乏这方面的体验。其实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让我作为一名游击队员的生涯如此简短、痛苦、愚蠢而悲惨：我扮演了一个并不属于我的角色。我钦佩埃默里内心的改变，他勇敢地决定走下象牙塔而走上战场，但这在过去以及现在都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我钦佩他的行为，但我必须指出，他的选择延伸至他走出奥斯维辛之后的整个人生，让他归于一种艰苦而不妥协的生活，从而难以在生活（事实上，生存）中寻找乐趣。那些对整个世界“以牙还牙”的人，捍卫了他们的尊严，但会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因为他们必然会失败。埃默里自杀了，在1978年，萨尔茨堡（Salzburg）。就像其他自杀一样，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然而，从事后来看，奋然反抗波兰人的故事也提供了一种解释。

几年前，在一封给我们共同的朋友海蒂·S.（Hety S.,我将稍后介绍她）的信中，我发现埃默里把我称为“原谅者”。我既不把它当作侮辱，也不把它当作赞美，而是认为这个称呼并不准确。我并不倾向于原谅，我从不原谅当时的敌人，我觉得我也不会原谅这些敌人的效仿者，无论他们在阿尔及利亚、越南、苏联、智利、阿根廷、柬埔寨或南非，因为我知道没有人类的行为能弥补一次罪行；我要求伸张正义，但从我个人来说，我并没有能力去“以牙还牙”。

我只尝试过一次。伊莱亚斯（Elias），我在《活在奥斯维辛》和《缓刑时刻》中提到的那个结实的矮子，一个从表面来看“在集中营里快活”的人。有一次，我不记得什么原因，他抓着我的手腕，破口大骂，把我推搡到墙边。就像埃默里，我突然感到自尊高涨，不由自主，超越了无数前辈留给我的远离暴力的祖训，尝试自卫，用我穿着木鞋的脚踢在他的小腿上。伊莱亚斯吼叫起来，并不是因为那狠狠的一脚，而是因为受伤的尊严。眨眼之间，他把我的双臂交叉按在我的胸前，把我推倒在地，把全身重量压在我的身上，扼住我的喉咙，瞪着眼睛看着我的脸。我现在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双眼睛，离我只有一个拳头的距离，死死地瞪着我，带着瓷器般的灰蓝色。他扼住我的喉咙，直到看到我开始失去意识才松开手，没说一句话便离开了。

在这次“成人仪式”之后，只要有可能，我更情愿把惩罚、报复和反击的权利留给我的国家的法律。这是一个必要的选择：我的过去塑造了我，而我不太可能再改变。如果我曾经目睹这个世界在我面前崩溃，如果我被判处流放而失去了公民的身份，如果我被严刑拷打而昏厥，失去意识（并超越意识），那么我也许会“以牙还牙”，像埃默里那些“愤恨者”们一样生活。为此，埃默里还专门写了一篇充满痛苦的长文。

以上论述了文化在奥斯维辛中显而易见的劣势。那么，文化真的毫无优势吗？如果我否认了文化的优势所在，那么我真是对我所接受的适度的（而且“过时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有些忘恩负义，埃默里也不会否认这一点。文化是有用的：不是经常，不是每个地方，不是对每个人，但在有些时候，在特定的偶然情况下，文化就像宝石一样珍贵。文化的确是有用的，它甚至会让人感到如腾云驾雾般凌虚驭空（但有着再次摔到地面的危险）；这种洋洋得意的感觉持续得越久，越强烈，摔到地面时就会越痛苦。

比如，埃默里向我讲述了一位在达豪集中营研究迈蒙尼德（Maimonide）的朋友，只是他的朋友是集中营医务室门诊的一名男性护士。而在达豪集中营，尽管管理严格，仍然有一个图书馆。而在奥斯维辛，甚至看一眼报纸都是耸人听闻的危险事件。一天黄昏，完成工作后，在列队走过波兰的泥浆地时，他试着再次回忆荷尔德林（Hölderlin）的一些诗句。这些诗句曾令他颇为感动，但他这次并没有成功：那些诗句就在那，在他的耳边回响，但它们再也无法让他感动。而另一次（显然是在医务室，额外的一份热汤缓解了饥饿之后），约阿希姆·齐姆森（Joachim Ziemssen）的形象——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Magic Mountain）中那个道德败坏却极有责任感的军官——却让他的心中充满了狂喜般的热情。

知识对我是有用的。并非每时每刻，有时可能通过隐秘的、不可预见的途径，但它的确对我是用的，也许还救过我的命。在四十年后，我重读《活在奥斯维辛》中的“尤利西斯之章”。这是我能够印证其真实性（这是一种确认措施：在如此巨大的时间跨度下，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说的，一个人会怀疑自己的记忆）的少数情节中的一个，因为我当时的对话者，让·塞缪尔（Jean Samuel），是那本书中少数仍然活着的人之一。我们仍是朋友，我们见过几次面，而我们之间的记忆有些分歧：他记得那次对话，但是，可以说，记不得（或者记错了）其中的重点所在。在那时，他对但丁并不感兴趣。我们当时肩头担着汤。而我通过自己冒失而天真的努力，通过我的言语和混乱的学术回忆，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用我对但丁的热爱感染了他。是的，在此处，我写道：“要是谁能告诉我怎么接下去，我情愿把今天的汤给他，我忘记了结尾的地方。”我既没有说谎，也没有夸张。我真的会用汤和面包，也就是说，血液，去拯救虚无中失落的记忆。而在今天，靠着印刷纸张的帮助，我可以随时随地、毫不费力地查阅但丁的诗集，这也似乎因此毫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