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The Intellectual in Auschwitz 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第2/6页）

当然，我们有必要对“知识分子”做出定义。埃默里对知识分子所做的定义是典型而有待商榷的：

我当然并不是指所有从事所谓脑力劳动的人。接受良好的教育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我们都知道律师、医生、工程师，可能也包括语言学家，都必然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智力水平，甚至可能在他们的领域取得卓越的成果。但我们不能称他们为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正如我希望它在此被理解的，是在一个坐标系中能够实现最广度的精神生活的人。他的生活圈子必然由人文学者和哲学家组成。他的审美意识得到良好的发展。在情趣和天分上，他被抽象思维所吸引……如果有人和他谈起“社会”，那么他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词，而不是仅停留在字面的意义上。产生短暂电流的物理现象并不会激起他的兴趣，但他了解奈德哈特·凡·罗伊恩塔（Neidhart von Reuenthal）的一切——吟游世界的优雅诗人。

在我看来，这个定义苛刻得近乎毫无道理。与其说这是一个定义，不如说是对简·埃默里本人的描述，而且考虑它从属的时代和环境背景，我不排除这带有一点讽刺的意味：事实上，埃默里一定知道凡·罗伊恩塔，但知道凡·罗伊恩塔在奥斯维辛没有一点用处。我认为，“知识分子”的范畴中还应该包括，比如，数学家、自然学家或科学领域的哲学家；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词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色彩。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去吹毛求疵。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表面上统一的欧洲，而即使我们所讨论的概念置于集中营的背景之中，埃默里的想法仍然具有其意义。我也不希望跟随埃默里的脚步，根据我自己的理解，为“知识分子”制定出另一个概念。（我也许算是当今的一个“知识分子”，尽管这个词让我浑身不自在；我当时肯定不是“知识分子”，因为我精神上的幼稚、无知，以及冷漠；而如果我成为“知识分子”，那正要归功于集中营的经历。）我建议将这个概念扩展至所有将自身教育超越日常工作的人，他们有着活生生的文化，因为他们的文化能够努力去自我更新，自我扩展，自我提高；以及那些面对任何知识分支都不会无动于衷或烦恼生气的人，即使他显然无法学习所有的知识。

无论如何，不管选择哪一个概念，人们都会同意埃默里的结论。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中，受教育者往往要比未受教育者差得多。除了体力更差，他不熟悉劳动工具，也缺乏必要的锻炼，然而，他的工友（或者农民）具备这些劳动技能。比较之下，他就会被一种尖锐的耻辱感和贫乏感所刺痛。“Entwürdigung”，准确地说，就是“失去尊严”。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布纳实验室工作的第一天。甚至我们这批意大利人（几乎都是专业人员和商人）加入集中营花名册之前，他们临时派我们去加宽粘土地边的一条大渠。他们递给我一把铁锹，而它马上成了一场灾难。我想用铁锹把渠底的松土铲上来，再把土放到渠边。这条渠有两米多深。这工作看起来容易干起来难，如果不使劲（élan）把土扬上去，或者使用的劲头不对，那些松土不会留在铁锹上，而是经常落在经验不足的挖沟者的头上。

为我们指派的“平民”工头也是临时的。他是一个年过中旬的德国人，给人的印象是个好人。他被我们的笨拙吓了一跳。我们试着向他解释——我们中几乎没人用过铁锹。他不耐烦地端了端肩膀：真该死，我们都是穿着条纹囚衣的犯人，而且还是犹太人。每个人必须工作，因为“工作使人自由”，这不是写在集中营的大门上吗？这不是笑话，事情就是这样。好吧，要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工作，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学习。我们都是资本家，不是吗？这是我们罪有应得，今天轮到我了，明天就轮到你们。有些人拒绝劳动，当“卡波”检查时，他们就迎来集中营生涯里的第一次挨打；另一些人则变得情绪低落；还有一些人（包括我）困惑地发现这里没有别的出路，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如何使用镐头和铁锹。

尽管如此，不像埃默里和其他人，我并不因体力劳动而感到过分的羞耻；显然我并不是个十足的“知识分子”。但是，为什么不呢？我有学位，货真价实，但我是靠着命运的眷顾（也许我不配享有这份幸运）；我的家庭有足够的钱送我上学。我的许多同龄人从十几岁起就开始从事体力劳动。我不是想要公平吗？好吧，我得到了。几天后，我的手脚就满是水泡和感染，我被迫改变了想法：不，你甚至不能充当一个蹩脚的挖土工。我不得不赶忙学习一些基本的技能，那些不幸之人（在集中营里，他们就成了最幸运的人）从童年起就掌握的技能：抓握工具的正确姿势；手臂和躯体的正确动作；如何处理疲劳和忍受疼痛；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以免让自己精疲力竭，哪怕被“卡波”或法本公司（IG Farben）的德国“平民”拳打脚踢。拳头（我在其他书上说过）往往并不致命，但体力崩溃是致命的。一记技术熟练的重拳，本身便含有“麻醉剂”，同时作用于你的肉体和灵魂。

除了工作，集中营的营房生活更让受教育者感到痛苦。这是霍布斯（Hobbesian）式的生活，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一场不间断的战争。（我重申：这是奥斯维辛，1944年集中营世界的首都。其他地方，或其他时期，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也许更好，也许更坏）党卫军当局的拳打脚踢是可以接受的，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force majeur”（不可抗力）。但在另一方面，来自狱友的拳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是意料之外的、缺乏规则的，而有教养者往往不知道如何还击。而且，在体力劳动中，可以找回一些自尊，哪怕最繁重的劳动，人们也可以去调整，去适应，甚至把它看作是苦行主义的一种原始形式，或者，取决于不同的性格，把它视为康德拉（Conradian）式的“自我考验”，对于自我极限的认识。而要接受营房常规要困难得多：正如我在上一章（无用的暴力）中所描述的，要用一种完美主义的、白痴般的方式去整理床铺；用一块肮脏的湿布擦地板；一声令下，就穿上或脱掉衣服，在无数次的虱子检查、疥疮检查、个人清洁检查中，展示自己的裸体；拙劣地模仿军国主义的“密集队形”操练，在党卫军军士的猪猡肚子前，利索地执行“向左看齐”和“脱帽”。这的确会让人产生一种贫乏感，恶性地退化到初期的阴郁状态，缺乏教导和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