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The Intellectual in Auschwitz 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第5/6页）

哲学家，正如埃默里，也可以最终接受集中营的现实，但要经过一个更长的过程。尽管他所掌握的常识让他难以接受过于残酷的现实，但他也许能够打破这些障碍；最终，他能承认自己在一个可怕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不仅有好人，也有恶人，不仅有笛卡尔式的逻辑，也存在着党卫军的逻辑：

而根据他们更为强大这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如果那些打算毁灭他的人是对的该怎么办？那么，知识分子必要的宽容精神和合理质疑就成了自我毁灭的因素。没错，党卫军有能力实现他们想做的事，天生的权力并不存在，而道德标准随着社会风气而改变。有一个德国要把犹太人和政治对手置于死地，因为它认为这是实现自我的唯一方法。那又怎样？希腊文明也是基于奴隶制，雅典的军队曾经在米洛斯岛（Melos）建立起营帐，就像党卫军在乌克兰一样。纵然历史的光芒能照亮过去的岁月，也从未有过如此数量的受害者被屠戮。而无论如何，人类素质的长期进步只是19世纪产生的一个天真幻想。“齐步走，一二三四，”卡波的口令是一种仪式，正如许多仪式一样。人们并没有多少能力去反抗这种恐怖：亚壁古道（Appian Way）是由两排奴隶拓宽的，而这些奴隶却被钉死在道路两边的十字架上。比尔克瑙集中营上空也飘满了焚烧尸体的恶臭味。在集中营里，知识分子不再属于克拉苏（Crassus）的阵营，而是斯巴达克斯（Spartacus）奴隶阵营的一员：事情不过如此。

降伏于历史所固有的恐怖，能够使学者实现智力上的放弃，同时用他毫无教养的伙伴们的防御武器来武装自己，“事情总是这样，以后还会是这样。”也许，我对历史的无知，让我免于这种变态；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我的幸运，也免于埃默里高度强调的更进一步的风险：由于知识分子（德国的知识分子，如果我可以在他的观点中补充一点）的天性，使其愿意成为权力的帮凶，并因此赞成它的暴行。知识分子们，倾向于跟随黑格尔（Hegel）的脚步，将国家进行神化，任何国家；存在这一事实即证明了存在的合理性。希特勒德国的历史中有许多能够证明这种倾向的事例——他们屈服于国家，并确认国家的存在：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的导师；物理学家斯塔克（Stark），诺贝尔获得者；冯哈伯红衣主教（Cardinal Faulhaber），天主教在德国的最高权威，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人。

埃默里不仅观察到不可知论者这种潜在的倾向性，还注意到我们所有幸存者都注意到的一个现象：非不可知论者，无论任何信仰的信徒，都能更好地抗拒权力的诱惑，当然，只要他们不是纳粹主义的信仰者。（这个条件并非多余，在集中营里，仍然有些坚信纳粹主义的囚犯，他们的另一个特征是带着政治犯的红三角标志，因为持不同政见或个人原因而失宠。大家都不喜欢这些人。）总体来说，他们也经受了集中营的磨难，并且有着较高比例的幸存者。

像埃默里一样，我在进入集中营时是一个无神论者。解放后，直到现在，我仍然是一个无神论者。实际上，在集中营中对可怕罪行的见证，更坚定了我作为一个无神论者的决心。它阻止我，并仍然阻止我构想任何形式的天意或者至高无上的正义：为什么把垂死之人塞进运送牛马的车厢？为什么把孩子们送进毒气室？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我经历过（同样只有一次）屈服的诱惑，在祈祷中寻求庇护。这发生在1944年10月，一天早晨，我清楚地感到死亡的逼近。那时，赤身裸体的我挤在同样赤身裸体的同伴中，手里拿着我的身份卡片，排队等着通过“委任”——只要看我一眼，就能决定我是应该立刻走进毒气室，还是足够强壮可以继续工作。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需要请求神的帮助和庇护；然后，虽然我感到巨大的痛苦，却开始镇静下来：一个人不能在比赛结束时改变比赛规则，尤其在你就要输掉比赛时。在这种情况下，一次祈祷不仅荒唐（我有什么权力要求神的庇护？又向谁去祈祷？），而且是对神的亵渎，是令人憎恶的，充满了一个无信仰者能够实施的最大不敬。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了，要是我活了下来，那么我将不得不为此感到羞耻。

不仅在筛选或空袭的生死关头，即使在日常生活的折磨中，信仰者都能更好地生存，埃默里和我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信仰什么宗教或政治纲领并不重要。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各种正教的拉比、军事犹太复国主义者、天真或老练的马克思主义者、耶和华见证会教徒——他们都共同相信他们信仰的拯救力量。他们的宇宙比我们的更广阔，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延伸，最重要的是更易于理解：他们有一把钥匙和一个支点，一个即将到来的“美满盛世”，从而他们会有一种自我牺牲的感觉。在天堂或地球上的某处，人们赢得了公平和同情（或者在遥远的未来必将赢得）：也许是莫斯科，也许是天堂或尘世间的耶路撒冷。他们的饥饿与我们不同。那是神圣的惩罚或赎罪，或者奉神的斋祭，或者资本家堕落的结果。悲伤，无论在他们身上，还是在他们周围，都是可以解释的，所以不会让他们归于绝望。他们用怜悯（有时，蔑视）的眼神看着我们；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劳动的间歇，试图向我们传递他们的福音。但是，你作为一个非信仰者，怎么能为自己捏造或当场接受一个“适时的”信仰，只因为它正好在那？在刚刚解放的那骤然而至、极端复杂的几天里，在由垂死之人、死人、发臭的风和肮脏的雪组成的一幕可怜的场景中，俄国人把我送到理发师那里，让我在作为自由人的崭新人生中进行第一次理发。理发师是一名前政治活动家，为巴黎环路工作的一名法国工人。我们立刻感到像兄弟般亲热，而我对我们如此出乎意料的获救发表了几句乏味的评论：我们是判了死刑的人，却在断头台上获得了自由，不是吗？他张着嘴看着我，很不以为然地说：“Mais Joseph était là!”（但约瑟夫在那里！）约瑟夫？我用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他说的是斯大林。他没有，他从来没有绝望；斯大林是他的堡垒，赞美诗中歌颂的磐石。

在受教育者和未受教育者之间的分界。当然，并不完全符合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之间的分界。事实上，它们呈直角交叉，形成了四个定义明确的象限——有信仰的受教育者、无信仰的受教育者、有信仰的未受教育者、无信仰的未受教育者，这四个象限，就像四个边缘参差不齐、色彩分明的小岛耸立在由“活死人”组成的没有边际的灰色海洋之中。这些“活死人”之前可能有信仰，也可能受过教育，但他们不再问自己任何问题，而且向他们提出任何问题都是毫无意义而残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