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杀降

大半年后，李秀成在站笼中写“回忆录”，提到苏州失陷：

“苏、杭之误事，洋兵作怪，领李抚台之银，攻我城池。洋兵见银，打仗亡命”；

其实，当日他在城中防守，手下也有白奇文（HenryBurgevine）带领一干“牛芒鬼子”（李鸿章对外国雇佣军的污蔑之辞）帮他作战。“洋兵”云云，实在是乌鸦莫笑猪黑，彼此

彼此。不过，对方军中的戈登（CharlesGordon），确实是“打仗亡命”兼擅谋略的的一流人才，比白奇文之流要强上万万。正是他和程学启的合作，才“踏平”苏州城外的石垒、长城，紧逼城下，导致太平军守将郜永宽等人乞降，并引发一场杀降的大风波。在全面介绍杀降事件前，我要引用英国诗人拜伦的一句诗，帮助读者对戈登获得一个感性的认识：

其中也有大名鼎鼎的异邦人，

虽说国籍不同，倒全是自愿投效，

他们出生入死并非为了拯救祖国

或王冠，而是想有一天当个将校，

而且也巴望不时地洗劫城镇，

这种事对于年轻人当然有味道；

这首诗写于拜伦在意大利参加烧炭党、与奥地利人作战期间，由于来源于生活，所以，对外国雇佣军的刻画，十分妥贴。据说，戈登敏感、多变、理想主义的思想和言行，是因为他的同性恋倾向，那么，再加上拜伦所谓“当个将校”的极端荣誉感，读者不难在脑海中推想出戈登将军的大致形象。

他的中国朋友程学启，原为太平军将领，咸丰十一年驻守安庆，阵前倒戈，向曾国荃投降，妻子未及同行，皆被杀害。怀着刻骨仇恨，在攻打安庆时，极为奋勇，最坚固的石垒就由他“力攻拔之”。湘军攻克安庆后，其锋甚锐，“鸡犬都有升天之望”，但他以桐城“客籍混入其中”，不免受到地域、资格方面的歧视，颇难出人头地。碰上新建淮军这个机会，遂毫不犹豫的转换门庭，从人浮于事的大机构跳出身来，紧跟大老乡李鸿章，参与到筚路蓝缕然而充满希望的创业中去。一年多时间，他率领开字营攻城拔寨，积功累累，眼前的苏州城一旦拿下，则将成为当之无愧的淮军第一名将。

程学启和戈登，就是杀降事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杀降杀降，先降方可得而杀之，我们先说降。

苏州城本由李秀成镇守，但去年秋天他带兵攻打曾国荃，便委派手下爱将谭绍光留守苏州。攻破曾营失利，李秀成并未回苏，而是渡江北上，随后而西而南，转了一大圈，到处被湘军追杀，无法落足。此时，南京再度告急，洪秀全紧急召调他回到南京。旋即苏州告急，谭绍光“日日飞文前来”，他急于赴援，而洪秀全坚决不允。好说歹说，要他“助饷十万”，方准东去。不得已，李秀成变卖家产、首饰，凑齐十万“保证金”。同时，洪秀全限令他四十日内必须“回头”，否则，“依国法而行”。太平天国除了天父天兄之类的宗教米汤是否还有别的干货，我研究不深，未知其详，但类似这种以私济公的操作手法倒是屡见不鲜。到苏州后，草草几仗，太平军节节败退，防线越退越后，眼见得大势已去。除了谭绍光，其他如郜永宽、汪安均、周文嘉等，都隐约有了投降的意思。某日，李秀成与他们交心：

“主上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事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现今之势，我亦不能留尔。若有他心，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包我投乎？”

爽快人说话就是痛快。熬不下去，你们尽可或走或降，两不“相害”就好。但我是扑克牌上的黑桃A（洪氏父子当是大小王），和敌军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各位就没必要拉着我一块投降了。众人大表忠心：

“忠王宽心。我等万不能负义，自幼蒙带至今，谁敢有他心？如有他心，不与忠王共苦数年”；

古今叛徒措辞，如出一口。李秀成审时度势，察言观色，当然知道他们言不由中。可是反状未露，不能“严其法”；离苏一年多，军队形势大有变化，也不敢“严其法”。诸人欲投降清军，势必献城为功，李秀成不走，那是逼着大伙儿大义灭亲。既然说了“不必相害”，城池也必不能守，就只有识趣而退，成全这桩好事。十月二十日的夜里，出胥门，经光福灵岩，李秀成黯然作别苏州。

于是，郜云官等人搭上淮军魁字营营官郑国魁这条线，“递禀乞降”。郜、汪先后密约程学启、戈登在洋澄湖边“单骑相见”，湖光秋色中，吃大闸蟹，喝花雕酒，谈笑间定下大计（伯牛按：此分食单系鄙人揣测之辞，暂无可靠史料证明）。双方都相信洋人最讲信用，遂由戈登居间做保。谈判有两个结果：一、献城；二、“生擒忠逆或斩慕逆首级来献”。“慕逆”就是慕王谭绍光，他是死硬分子，“坚忍凶狡，百倍寻常”，又是攻陷杭州、湖州的首犯，血债累累。不能活捉李秀成，就得提他的头来见，否则无以表示诚意。李秀成的出走，固然是自己机警，小半也是郜、汪等人念及旧情，不忍加害，乃在言语神态间暗示他避身远祸。而他不便将此情况透露给谭绍光，否则会立即发生内部火拼，白白送了众士兵的性命，而无补于大势。李走谭留，实在是形势所逼，不能怪李秀成不仗义，只能怪谭绍光懵懂糊涂。二十四日中午，清军水陆齐攻，为投降造势。谭绍光“传令各伪王上城堵御”，正在对众训话，郜永宽使个眼色，“伪天将”汪有为挥刀即砍，谭绍光当场毙命。随即又将“慕逆死党杀毙千馀”，开门迎降，郑国魁、郑国榜率领一千多人进城“弹压”。次日清晨，郜永宽等人提着谭绍光首级来到淮军大营，“验视无讹”，程学启、李朝斌、黄翼升督率大队入城，又捕杀“慕逆”馀党（主要是两广人）一千多。

这就是降的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要求降人做到的他们都做到了，看不出有杀降的必要。李鸿章前此攻打南汇、常熟，得力处正在招降。太平军守成将领吴建瀛、骆国忠“退出城池，谨受约束”，李鸿章允许二人保留部分军队，随淮军攻战。善待降将的口碑，无疑是郜、汪等人愿意投降的主要原因。此外，不宜杀降，还有一硬一软两个约束。

硬，是朝命。元年冬天，英国参赞威妥玛（ThomasF.Wade）致函总署，说：

“近日官兵得胜之仗，常有事后乱杀之行。即如洋枪队，彼日离沪不远之地，随将二千多犯全行杀毙，实使人生异心。盖贼众十分之中，真贼不过二分之多，其馀全裹胁小民。……前当河面差使之时，每进金陵一日，伪称干王贼匪洪仁玕有云：‘官兵似此乱杀，实为天国太平之益。不然，则上海一带地方，我军自难久驻。今因该处义兵（曾国藩注：即该贼匪）不信清官（即系国朝），所以未肯投诚，实乃上海迤西之义军不散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