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杀降（第3/4页）

“戈登先期调回昆山，事在仓猝，未尽商量。盖一商询则彼必极力沮格，此事遂无了局矣”；

郜永宽等人二十四日中午杀谭绍光，二十五日来营投降。其时，戈登身在苏州军中。二十六日，戈登离苏赴昆，当日“未刻”（下午两点）左右，程学启“骈诛八降酋”。据此可知：受降的那一刻，戈登不但在场，而且双方已经解决了谈判的重要细节，并不像李鸿章所说出现了立营、授职这两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否则，戈登会继续留在现场进行调停，倘若降人敢于坚持过分的条件，制造无解的僵局，戈登必不会姑息养奸，“极力沮格”，而会赞同并参与杀降。因为，前不久戈登就亲身经历了一场诈降；是年三月，攻打太仓，太平军守将蔡元隆诈降，淮军受降时被诱杀一千多人。倘若郜永宽等人故伎重演，戈登能不汲取教训？由此可见，戈登离开苏州之时，投降、受降两方已经谈妥条件，做好交接。他刚一离开，李、程就大开杀戒，是不是一开始他们就定下了杀降的计划，而自始至终对戈登都有所隐瞒，只有调虎离山，方能畅行其志？

我曾细看李鸿章全集中奏稿、函稿，以及相关笔记，想从中寻绎线索，终于不得要领。笔记中，尤以刘体智的《异辞录》最为重要，他父亲刘秉璋当日就在淮军中任职，对此事必有所闻。但《异辞录》中并未详述此事起因，惟有“降人相煎”一条，记八王被诛后，程学启部下大肆杀掠，李鸿章责其律下不严，斥之曰：“君亦降人也，奈何遽至于此！”从口气上揣摩，似乎杀降一事主持者为程学启，而李鸿章并非完全赞同；然终无实据，不敢断定。从朝廷法令、历史经验、因果报应、英国保人乃至二十五日三方参与的受降会，都看不出一点杀人的痕迹，而终竟杀了，岂不怪哉？岂不怪哉！

直到某日翻看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武略类”之“程忠烈用兵能相地势得士心”一条，才恍然大悟：

“（郜、汪等人）约降。往来其间者，提督郑国魁也。寇必欲邀忠烈面议，忠烈慨然往。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计始定。李文忠公期以五日后纳忠烈所部龚副将营中，至期，忠烈密布方略。逮寇魁六人至营，文忠接以温语，将入宴矣，左右报：‘有廷寄’；文忠起，曰：‘速请程军门陪客’。文忠起，忠烈入，麾勇士直前擒斩。……忠烈旋鸣鼓统师入城，驻守各门，派诸卒分走街衢，大呼曰：‘逆首诈降，已伏诛。胁从无罪，各闭门守，出即杀！’令下，无一人探首出声者。旋呼男子投器械，分门出，各以将士监之。留营者入伍，归籍者资遣，悉听其便。未逾三日，城中无一寇踪，所馀者妇女五六万而已。当寇魁五人之伏诛也，计甚祕，国魁亦不知。……谋斩苏城降寇，文忠踟躇三昼夜，不能决。忠烈以去要之，始定。惟性嗜杀，论者少之；然苏城降寇所约三事，曰留半城屯其馀众、曰编定百营照给饷、曰受翎不薙发，此何可从？盖寇自有取死之道也”；

“忠烈”，是程学启的谥号。此文叙述“擒斩”降人及此后的戒严、清场甚详，但这不是重点，我所注意者，独在此句：“寇必欲邀忠烈面议，忠烈慨然往。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计始定”；这一句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一句揭示了程学启这个“骗降”者的真面目。洋澄湖谈判，到底谈定了什么条件；李鸿章的报告里根本没说，而是模糊其辞，一笔带过：

“该伪王汪安均、郜云官先后密约程学启，单骑相见于城北洋澄湖。情词恳顺，求勿开炮轰打”；

“求勿开炮轰打”，肯定不是谈判条款。具体“密约”了什么，李鸿章此处避而不谈。《类钞》引文则说得很明白：“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计始定”。然则当日谈判，包括两个部分：郜永宽等人献城、杀谭绍光；李、程则在其降后满足“三事”。所谓“三事”，即“留半城屯其馀众”、“编定百营照给饷”和“受翎不薙发”。这三件事，和李鸿章报告中所谓降人的非分之请略有出入，报告中说“献城后，遂占住阊、胥、盘、齐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又添招苏城附近贼党陆续进城。坚求准立二十营，并乞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编定百营照给饷”和“坚求准立二十营”；区别在于营数。“百营”必是误记，因为淮军营制规定：包括营官在内，每营限额五百零五人，百营，那就是五万多人。而当日淮军人数总共还不到三万人，必不可能同意保留差不多是己军人数二倍的降军。李鸿章所云“二十营”之数，即一万多人，更符情理。但不管是一万还是五万，对于只有二万多人的淮军来说，都是一个不可能消化的数字。

“留半城屯其馀众”和“献城后，遂占住阊、胥、盘、齐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是一个意思，即苏州并非全部由淮军控制，而是两军共管。降军所以要保留二十营，并非编入淮军，而是用来屯守苏州“半城”。

“受翎不薙发”和“讵郜云官并未薙发”；郜之保持“长毛”发型，乃经洋澄湖会议商定，早有成议，并非违约。

“三事”以外，李鸿章报告还多出一条，就是“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此或《类钞》漏记，或是李鸿章捏增，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乃是这些条件根本就是洋澄湖谈判确定并经戈登担保的“成议”，而不是降人开门迎师后临时增添的“动议”。

限于国体（如“受翎不薙发”）、政体（如“奏保总兵、副将”），程学启早就知道这些条件不可能得到履行，而“亦允之”，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早日拿下苏州。当时战局，实有利于淮军，假以时日，必能力取。但如前所述，军机处和曾国藩正在催调黄翼升水师，并已发下最后通牒：再不应调，即兴参办。果真参办，水师势必调离；水师调离，城围势必松懈；城围松懈，克复必成虚愿。程、李当日并不能预知苗沛霖即将覆灭，而是以为黄翼升水师必在短期内离开江苏，赴淮协剿。那么，如何在水师离开前最大限度发挥水师的作用，成为淮军战略考量的首要甚至是唯一因素。水师在，可以继续攻城，但不能保证如期攻下；水师不在，则遑论攻城，并因此减轻敌军的压力，得随时提防敌军的反攻倒算；江苏攻守大局，敌我消长之势，将为之大变。为避免出现此种局势，其战略决策必须遵守如下原则：招降较之克城，用力较省，用时较短，故攻城不如招降。投降、受降，须进行谈判；水师随时可能调离，则谈判必须速战速决，否则水师撤离，敌方压力骤减，便会拒绝投降。谈判要快，唯一的办法就是不纠缠细节，有求必应，甚至主动牺牲权益。于是，程学启在洋澄湖谈判中，答应了所有不合理、无法履行的条款。于是，郜永宽等人在五天内履行了合同义务，于二十五日来到淮军大营，要求李、程履行相应义务。于是，李、程因无法执行合同，遂悍然违约，杀人灭口。